作者：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本書書封由衛城出版提供
防疫歷史的再現
本書從個人生命、麻風防疫、國家政治這三層歷史面向，重建與分析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展開麻風防疫的動機、做法與結果。這三層面向構成我理解中國疫病與政治的同心圓，每一個面向都很關鍵，不可或缺。
「麻風醫生」是貫穿這三層歷史面向的主要行動者。本書不以常見的麻風病醫學發展或患者的角度為切入點，並非因為這兩者較不重要，而是我以為，醫學發展與患者實則與醫師的防疫經歷並行。因為麻風汙名，患者在社會空間中的移動與能動性大為受限；而醫師則是穿越空間之人，亦可能參與政策。另外，在相關的麻風文獻中，關於醫師的研究極為少見。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麻風防疫與醫師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更為罕見。因此，本書以醫師為貫穿衛生防疫與醫患生活世界的主要角色。
在本書中，「麻風醫生」是我對各級麻風防疫人員的統稱，這其實也是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普遍的自稱與他稱。麻風醫生的涵蓋範圍很廣，包括從中央高階到省級的醫學專家，這些醫師大多具備大學醫學院或中級醫學專科學校的正式訓練，在一九六○年代之前，這一批人都可謂當時的知識分子。省級的麻風醫生則多為中專醫科學校或衛生學校畢業，也有不少是由臨時特設的培訓班養成，培訓時程從數月到兩年不等。最基層的是縣市防疫站和麻風聚落裡的醫療衛生人員，包括由培訓班養成的防疫人員，以及從患者中挑選合適者訓練而成的衛生員。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由患者擔任的衛生員外，這些人都廣泛地被稱為「醫生」，而在官方的說法中則是「麻風防治人員」。
偶爾，有些醫師也被稱為「老麻風」。
「老麻風」是自中共建國初期即投入麻風防疫醫師們常用的自稱與互稱。他們對此受人歧視職業的自我調侃，夾雜了戲謔與親切的意味，今日聽來甚至帶有鄉愁與後輩的感佩之念。在他們之間，常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麻風醫生的歸類。生物醫學進入中國已跨越三個世紀之交，如今仍屈指可數麻風醫生的代際傳承，說明這是一個成形未久的防疫領域。精確地說，這是一九四九年後才出現的醫療專業。
麻風：一個冷僻卻關鍵的皮膚科分支
中國麻風防治以皮膚科為主要專科，雖然也涉及病理科、骨科、眼科、神經科、免疫科等知識領域，但由於疾病初期的症狀主要表現於皮膚，學科便以此區分。是以，許多前三代麻風醫生在形容自己的專業時，口語說法常是「我是搞麻風的」，但在表達醫療科別分類或有所避諱時，則可能說自己是「皮膚科醫生」。
一九四九年以前，皮膚科並非中國醫療界的主要專科，人才的養成緩慢。中國著名的皮膚科醫師李洪迥（1908－1993）回憶道，以首屈一指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為例，自傅瑞思（Chester. N. Frazier）於一九二二年在協和創立皮膚科到一九四一年的十九年間，傅瑞思在三位來自德國、英國和美國的教授協助下，培養出八名中國皮膚科醫師，其中便包含李洪迥本人、胡傳揆與李家耿兩位第一代麻風醫生（見第一、二章）。這八位皮膚科醫師，後來陸續到青島、北京、昆明、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作。中共建國後逐離外國專家出境，由國際醫學教授培育出來的中國專家，便成為重要的皮膚科先驅，擔負起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皮膚科學重整與建置的工作。
二○一五年，《中國皮膚科學史》由「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旗下的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包含十七章，第五章即為〈中國麻風史〉。此書將皮膚科學分為皮膚病學與性病學，麻風屬於皮膚病學。但性病和麻風在此學科史中皆有獨立專章，可見這兩種疾病在皮膚科學中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五○年代機構建置時的蘇聯影響（見第二章）。相關的防治機構常以「皮膚病與性病」聯名，下設性病、麻風、頭癬等研究組別。
從歷史記述的角度觀之，麻風僅為皮膚科學的一個分支，卻明顯地自成一格，後臺必有故事。在今日中國，要撰寫學科史，必須獲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後簡稱「中國科協」）或旗下相關機構的認可。中國科協號稱是民間組織，但與黨國關係密切，涵蓋所有科學與技術工作相關的全國學會（二○七個）、地方科協（三一四一個），以及各科協相關機關（如出版社等），組織龐大。前述《中國皮膚科學史》的出版社，其所隸屬的「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即位於中國科協之下。
中國科協於二○○八年開始「學科史」的研究與出版計畫，最早推出《中國化學學科史》，之後陸續出版地質學、通信學、中西醫結合、力學、地球物理學、古生物學、海洋學、圖書館學、中醫藥學、光學工程、藥學等系列的學科史，由中國科協旗下的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二○一四年，隸屬於中國科協的「中國麻風防治協會」（見第七章），向中國科協提出《中國麻風學學科史》的申請計畫通過。由中國科協許可出版的獨立學科史，尚無「皮膚病學」、「性病學」，而「麻風病學」便得以先行獨立成史，麻風病在中國醫療界的特殊位置，可見一斑。
據中國麻風防治協會的成員表示，此書原訂於二○一六年出版，以趕上該年在北京舉辦的第十九屆「國際麻風大會」（International
Leprosy Congress）。不過，由於編撰歷史的過程中麻風防疫領域內部的歧見不少，有些爭議甚至公開浮上檯面，以致該書至今仍未出版。提筆之際，據負責撰稿的成員表示，不久後將會出版。
在當代中國的麻風防疫歷史中，公開的或未公開的、已發生的或潛在的爭論，在各地老麻風醫生的心中，頗為常見。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一方面規模轟動徹底，史無前例；另一方面則晦暗莫名，在一九八○年以前可說完全上不了檯面。對麻風的強烈社會歧視，讓低調的浩大防疫運動，影響主要及於與此疾病相關之人，包括患者、醫師，以及雙方的家屬。這些人群大多本來就難入主流之列，因此他們的處境少有人聞問。一九八○年後，中國與聯合國的全球防疫重新接軌，麻風才逐漸進入媒體與公眾的視聽範圍。然而，在媒體及其所影響的大眾印象中，對麻風防疫的認識似乎僅始於一九八○年代以後。換言之，在此之前的麻風防疫歷史，模糊不清，爭議難解。
人類學的當代歷史研究
一九五○年後逐漸形成的中國麻風防疫社群，是由患者與醫師的委屈怨懟、專業無奈、人情網絡、政治角力等複雜因素交織而成。過去多年來，我不斷思考該如何呈現我在長年的田野調查與訪談中，所領會到的那個龐雜抽象又封閉具體的麻風社群？
本書透過歷時性的敘述架構，呈現以民族誌方法觀察與蒐集到的各式材料，嘗試跨越時間、空間、階級、層級、知識的流通與限制。在時間上，我將麻風醫生與防疫實作放入中國動盪的時代脈絡之中；空間上，我以「中國」為田野範圍，以理解疫病、醫師與患者、知識與政策的分布及移動方向；對於麻風醫生的政治階級與專業層級分析，讓我得以窺見防疫網絡如何連結與擴大，並辨識醫療衛生知識如何在網絡中流通，以及專業普羅化的成效與限制。
我以田野串歷史。如此融會了人類學民族誌田野、個人生命史與中國政治史的研究方式，係以民族誌方法為主軸。以「中國」為田野的民族誌調查，是從現在出發，透過訪談、參與觀察與文獻爬梳，在歷時性中構築麻風防疫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多年來我在此防疫網絡中進行口述訪談、參與觀察、出席會議、查閱官方文書檔案、蒐集文獻資料。透過這些田野調查，我逐漸辨識出一把關鍵的梭子，那便是麻風醫生的情緒勞動。社會學者亞莉﹒霍克希德（Arlie R. Hochschild）指出，在勞心與勞力之外，還有一種「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要求工作者必須彰顯或壓抑特定情緒，如空服員得保持微笑、勞動模範獲彰表揚等，國家或私營雇主視情緒為管理工作者的客體，乃至操縱工具。藉此概念，當我將麻風醫生的隱晦情緒也納入我對防疫網路的建構之中，即發現這幅防疫史的圖像比文獻記述中的條列客觀事實還要複雜，而且重要。「麻風醫生的情緒勞動」這把梭子，協助我分析整理以各種方法蒐集到的不同資料，將防疫網絡編織成形，讓人事物逐一歸位，書寫一段有被遺忘之虞的時代經歷。這便是本書的民族誌方法。
既有關於中國麻風史的研究成果，已發掘與整理出許多可貴資料，但仰賴史料的限制仍有待突破。麻風相關史料具有兩種明顯限制：其一，麻風是個廣受深度汙名的疾病，在可見的以菁英為主或官方書寫的敘事中，極可能受到忽略。其二，一般的正式記述多以事件、政策或統計數字為要，麻風這種疫病所引發的心理與情緒面向，少見於白紙黑字的紀錄之中。然而，少了這些攸關人性的面向，對於麻風的理解便不可能完整。這正是為何醫療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與歷史學者葛蕾絲﹒萊恩（Grace Ryan）兩人回顧梁其姿的中國麻風史研究，在肯定貢獻之餘所發出的喟嘆，而呼籲擅長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投入挖掘地方上的個人疾病與汙名經驗，以民族誌研究豐富我們對於麻風的認識。
不過，兩位學者呼籲關注的面向僅為患者，他們無從得知中國麻風醫生的特殊存在。誠然，患者是麻風病的核心受害者，他們的心聲常消音於主流記述之中，理解患者之苦與其承受的歧視本質，是不可或缺的研究面向。當代中國的麻風政策則讓一般以患者為核心的歧視現象，變得更為複雜。醫師也身陷其間。
那麼，該如何研究與書寫麻風醫生？
在當代中國麻風防疫的人物中，馬海德（George Hatem, 1910－1988）是唯一有公開傳記者。他是曾經參與紅軍長征並歸化中國的美籍醫師，在中國麻風防疫領域是響叮噹的頭號人物。關於馬海德的多本傳記，主要都是強調他在中國的傳奇。例如，他是第一位到達延安支持紅軍的外國醫師，後來成為中國衛生部的顧問。這些傳記描繪馬海德於一九三三至八八年間的中國經歷，有助於讀者一窺在這段政治動盪時期，中國醫療衛生與政治的部分面貌。然而，這些傳記主要強調馬海德在一九五○年代的性病防治參與，對他在麻風防疫的角色著墨較少，且多強調一九八○年後的影響，對於我們理解一九八○年以前的麻風防疫幫助有限。此外，這類個人傳記頗有英雄歷史的味道，以個人為疾病防治的核心，居功厥偉。其他人的角色在防疫當中顯得次要，或隱未現身。
防疫是公眾事務。傳記對於我們理解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角色與重要性，有必要的價值。然而，若欲理解攸關眾人的基層防疫，則非單一人物或特定面向即可貫穿解釋其間的複雜脈絡和影響。
本書嘗試以「集體生命史」的方式，來記錄麻風醫生與患者的故事，突破英雄化歷史的限制。誠然，本書能呈現的生命經驗與口述訪談有限，但我盡力讓這些個體生命展現其於一九五○至八○年代的中國轉型中，在時間與空間上的代表性。如此，本書縱然無法涵蓋龐大的地理與眾多的個人，但所記錄與呈現的生命案例，具有見微知著的意義。強調集體生命史得以突顯麻風防疫的公共性規模，並讓受忽視的底層有發聲的可能。
儘管如此，我仍須對「底層」有所定義。
如果忽略了底層的異質性，底層將無法發言；這是後殖民批評家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在〈底層能發言嗎？〉一文中的論點。如同殖民地的菁英組合有不同層級與階級，底層也一樣複雜。換言之，在權力與位置的光譜中，「底層」的定義是相對性的。不過，這並非表示權力稍弱者便是底層。我所指的相對性，必須放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脈絡才能理解。
一九四九至八○年，政治極權主導中國社會的所有層面。中共建國之初，眾多的知識分子與基層民眾，萬分引頸期待國家新生，在後帝國主體重建的激情下，衷心擁抱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大批的有志之士甘願交托權力予新政權，成為一黨乃至一人之下的「底層」，對新政初期即已顯現的「高層」稀薄與集權現象，以及「底層」內階級分化的政治鬥爭，視而不見、困惑容忍或恐懼不語。當中國更為進入一種絕對的內向本土化，眾人因高度政治教條與反覆政治運動而產生的「被騙」、「被迫」或「覺悟」等感受，則漸次清晰。換言之，在這群「底層」中，有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原本應該是一般論述中所稱的「有歷史的人」，之所以一同消音，是值得深究的後帝國歷史現象。
而在整體醫療界，麻風醫生又是一個特例。在一九五○至八○年代的麻風防疫中，不同背景的醫師，由於機構從屬、專業訓練等差異，原本具有層級之分，卻因疾病汙名，麻風醫生集體淪為醫療界的底層。因而，醫師的政治地位與患者的社會地位，奇異地出現重疊，讓兩個原本可能截然不同的社會與知識階級走到一起，共同落入受疫病影響的社會底層。
由醫師的集體生命史來貫穿我對當代中國麻風防疫的認識，可以揭示這種特殊的底層現象，突顯中國的後帝國政治與防疫的歷史性，以及讓底層發聲的重要性。
本文由衛城出版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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