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獻緯
2017年5月5日，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有幸邀請台大社會系的簡妤儒老師講解他所關懷的禽蛋產銷結構與塑膠蛋箱、圍網等技術物相關議題，演講題目為「塑膠蛋箱的用與禁—產銷結構與技術物政治性」。
本次老師所要對話的對象為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領域的幾個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ANT）及社會世界理論（Social Worlds Theory）。精彩的理論對話總需基於精實的經驗資料。故事是這樣的……
當2016年12月24日禽蛋一次性包材正式上路，各式輿論擁至，其中不乏陰謀論。事實上這個政策在2014年就已通過，經民代抗議後，給予業者兩年緩衝期，這兩年中，農委會以印製有QR code的溯源貼紙替代，並標出一箱箱的雞蛋出於何蛋場。但實際情形卻是一個箱子上往往貼有許多張溯源貼紙，因而必須從標示的日期來判定蛋箱最新的來源處。對於業者而言，不管是拿掉貼紙或是清洗蛋箱都需要耗費一道步驟，所以業者多半省略掉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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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妤儒老師的研究將紙蛋盤以及防鳥圍網視為是「無法登場」或「快速退場」的技術物。她從2004年到2016年的時間軸，說明期間發生了許多有關禽流感爆發及防疫措施等事件，因而鋪排出一個主要的問題：為什麼紙蛋盤、圍網等防疫措施無法生根呢？這些科技物已經是相對簡單的科技，具備小規模、便宜的特點而相對容易在現場維護，可以說是一種適當科技，且加上台灣農戶不太有能力投入高成本防疫設備，因此圍網與蛋盤已經是農委會面對防疫措施的最後妥協。
簡妤儒老師認為「產銷結構」是故事的關鍵，其中經濟、法律、政治等制度性因素亦占有重要的影響份量，因此需要從產銷結構的形塑理解行動者的互動和權力關係。他所使用的概念是Garrett Hardin公共財的悲劇及Langdon Winner技術物的政治性。先從慣行技術物來談起，技術物塑膠蛋箱與台灣禽蛋產業30年來的運作及「包銷制」息息相關，可以視為容器「標準化」的歷程。從一開始所使用的竹籃到裝魚的木箱。然而，木箱因受潮後會變重，在以秤重計算價格的禽蛋業容易造成交易紛爭，再加上當時隨著鐵路轉為高速公路的交通運輸方式改變，最後轉變為使用塑膠蛋箱運輸。在技術物與人的配置下形成的包銷制度，也就是產業的分工形成之後，塑膠蛋箱的地位就更為牢固了。在包銷制中，盤商不分雞蛋大小、不論雞蛋品質，全數收購，收購價為報紙刊登之統一價格（由握有市場供需狀況資訊蛋商來制定價格）。在塑膠蛋箱所有權歸於蛋商，使用權屬於蛋場的流動性下，於是在蛋場與下游(蛋商、蛋農、盤商、運輸業者、零售業者…等)之間流通的塑膠蛋箱變得具有曖昧性，到底屬於誰的？且當蛋箱髒了，經手的使用者們誰也不願多花一個工夫與時間清洗塑膠蛋箱，這就是發生在塑膠蛋箱上擬公共財的悲歌。
有人或許會疑惑蛋雞如此，那麼，肉雞產業方面又是如何？簡妤儒老師從產業型態切入，指出白肉雞有外國進口對手的壓力，養殖方式多以一條龍的企業主導，雞農為賺取微薄的「代工費」，在意的是如何提高育成率，且飼養規模越大越好，且由於白肉雞品種上脆弱必須在封閉系統裡養。相對地，蛋雞則因為包銷制度影響，不管以何種方式飼養，雞蛋價格都相同，因此，蛋農會希望投入的成本越少越好，使得蛋雞多為開放式飼養。因此，產銷方式會決定禽農業者如何飼養。當禽流感病毒變異後，開放式養殖即被指認有問題，從這裡可以看出慣行科技物和產業結構分化息息相關，慣行科技物後來被定義為防疫漏洞，慣行科技的風險不只是物本質，也是社會性的。農委會後來搭配新技術物─圍網─的「10億圍網」政策失敗，亦是受到成本的考量、圍網不符合雞鴨生理、圍網破壞禽場生態、圍網需要不斷清潔與修補……等因素導致，可見圍網並不符合家禽產業盡量壓低成本的經營邏輯。
農委會所推行的紙蛋盤的成效呢？農民們仍然考量經濟成本因素，且相應的設備，如：運輸台車，也得因紙蛋盤更改設計，對身為使用者的蛋商與運輸商來說，搬運工作效能會降低；相對地，蛋農則是得增加人力與時間，也面臨了工作效能降低和紙蛋盤的成本增加的問題。然而，消費者買不買單又是個問題。改變的效益看不到，而物也不好使用，從這樣可以看到產業結構的分化會影響著行動者的投資理性以及每個行業對投資和收益的分配計算。
回到理論層次，簡妤儒老師分別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及社會世界理論再次對話。他認為ANT比較少解釋網絡中人與人的權力關係，以及人與物的互動如何受到制度的影響。而社會世界理論則較少解釋行動者的有限能動性，也就是簡妤儒老師想要描繪的為何行動者的行動能力如何被框架在特定的互動結構中。因此她覺得科學的新政治社會學（The New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NPSS）較能看見權力如何展現在行動者彼此之間及技術物的運作上，權力是深植在制度、政治經濟的結構當中。
最後如何將此研究回饋到政策上？首先，得先瞭解到防疫雖是具有公共性的，但往往與逐利的市場邏輯不相容。再者，政府的多重責任也導致尷尬立場，即一方面要防疫，但同時又常宣稱尊重市場機制。而在這故事中有一群模糊的行動者是消費者，由於防疫成本與商品價格無關，以消費者角度而言，價低才是消費首選，無形中導致了量產與薄利多銷的市場生產型態，也這反映了社會集體的選擇。因此，簡老師認為，防疫政策的下一步應該正視規模化的生產方式所帶來的風險，以及正視產業結構和法律制度的影響，透過法規、市場或技術等機制打破結構性困境，發展出落實防疫需求的禽產業運作方式。
到了Q&A時間，陽明科社所的楊弘任老師回應與提問一組精彩的問題。楊老師從經驗層次發問：為何稱塑膠蛋箱為慣行科技物，它真的這麼壞嗎？或許塑膠蛋箱經過適當的聯盟後就能成為好的科技物。延續著問下去，由於簡妤儒老師所對話的是初期Michel Callon的ANT，物會被誤讀為有主動的意志，但之後ANT已經將此校正回來了，物的關係是在與人或非人的連結之中產生的。後期Madeleine
Akrich處理物的被腳本化之後，也需要經歷對物的特性進行重新界定[註一]。而ANT很早就講到，物的特性不是本質的，社會也不是本質的。簡妤儒老師處理上選擇社會跟結構是一個本質，因此處理權力，會從制度性安排裡的權力探討。可是ANT比較想講轉譯，轉譯過程可以用物質機制，用強力，用誘惑，用說服，用各種方式，可是必須說明重新安排組裝關係到什麼狀態，才能使對方跟過來，改變興趣。
簡妤儒老師回應道：農委會事實上做了很多事要改變塑膠蛋箱特性，如：設置沖洗站，但需花費人力、油料等成本。於是協請中興大學團隊研發清洗蛋箱機器，但因為蛋農不認為需要這樣做因而失敗，另外提出薰蒸消毒方式，然而，薰蒸也因為要多一道手續而不被接受。在這麼多的改善措施下，為什麼大家都不理會農委會？在各式各樣的方法下想要改變物，但卻沒有辦法被改變，因此顯示物的特性難以被改變。老師不認為風險是本質的，但想強調物或行動者看似難以被撼動的這個經驗現象；只要有人願意洗，可是雞蛋產業裡有人如此固著於利益，包銷制本身使得很多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難以被改變。
簡妤儒老師的演講發人深省，大家也可以一同從生活中的種種物品來思考背後一群與其相關的人，或許可以看見一個社會，這個社會依著另一種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運行著。另外，之後還會有更多陽明專題演講的場記，以及科技與社會的有趣文章，歡迎大家隨時關注STS多重奏。
[註一]楊弘任老師對ANT物的能動性進一步解釋。早期的Michel Callon的ANT對物的能動性，一般而言會被誤讀成物有主動的意志或者以意志、意識來決定物的能動性。這個很快在ANT內部就已經校正回來了，雙向的校正，一是說：物的能動性是在它的關係中，人跟非人連結的關係中被界定，以此物才有能動性。白話的說法是，在某一個物能出現或不能出現的過程你把物拿掉會怎麼樣。以簡妤儒老師的故事，把蛋盤拿掉會怎麼樣。另一個Callon扇貝的文章處理比較精彩的點是，如果大家那麼相信有人跳出來就說我是科學家，我就代表所有的人，我可以發表說這是海洋漁業科學這代表事實，而那些漁民代表就那些事實。所以Callon同步比喻，扇貝可以附在集貝網上就是一種代表，那如果你對扇貝這一件事覺得有一點荒謬，那請你想一下前面那兩者，所謂我們認定事實是怎麼一回事。這是Michel Callon扇貝的文章比較長遠的部分。而中晚期ANT也處理失敗的科技物，可是中間其實已經設想到一個技術社會網絡已經形成的時候，研究者一定要先敲定主要轉譯者是誰。以Callon著名的法國電動車失敗為例，在這個課題中轉譯者可以是法國電力公司，也可以把轉譯者設想在雷諾汽車，可是如果關鍵性出不來，聯盟出不來的時候，Callon說他會選擇在眾多可能的敘事情節裡面的其中一組，讓那個物的特質比較彰顯出來。
作者介紹：
黃獻緯，陽明大學STS所研究生，目前研究聚焦於台灣咖啡生產中的知識、技術與物。
本文感謝講者簡妤儒老師、主持人陳嘉新老師、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楊弘任老師以及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吳柏瑢、王子銨同學給予寫作上的建議及校對，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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