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塔德：一個被世紀遺忘的名字
身處二十一世紀，人們認為已經告別了傳統，進入到一個新紀元。新的現象不斷挑戰傳統對社會與世界的認識方式：工業4.0、後基因體、氣候暖化、人類世、後人類……，各種新的名詞湧現，宗教衝突沒有因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而緩解，反變本加厲；人權主張被高舉，對個人的監控卻也是有史以來最嚴密、無所不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現象讓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傳統學科有點捉襟見肘，似苦無工具好好予以理解。
其實，這樣的光景並不全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也在近似的處境中。那是社會學和其他新興學科萌生的時代，也是塔德（Gabriel Tarde）的時代：塔德的生平剛好跨過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若要嚴格定義塔德的身份，他應是犯罪學家，是成熟的法官和統計學者，當然也是哲學家。之所以被認為是社會學家，是因他出版了多部以「社會的」（social）為名的著作。但其實他的第一本（廣義的）社會學著作是遲至1890年才出版，當時他已經47歲，而所有關於社會學的工作，是在其生前最後十五年間完成的，過世之前最後的、也是這裡要討論的「經濟心理學」這本書。
要談塔德，就不能不說到古典社會學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涂爾幹年紀比塔德小15歲，他們兩人為著「社會學究竟是什麼」的論戰是二十世紀前後「前社會學」時期極為精彩的一幕。然而當涂爾幹撂下這句「（我）對這場討論無能為力」，拒絕再進一步與塔德溝通時，大概就注定了塔德接下來一個世紀的命運。在整個社會學蓬勃發展的二十世紀，塔德幾乎完全消失。連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ymond
Aron），在為當代社會學作史的巨著「社會學主要思潮」（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中，根本就忽略了塔德這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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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riel Tarde。圖片來源 |
對照於涂爾幹在40歲以前就已經奠定他的社會學框架，並且在44歲榮耀地從波爾多返回巴黎，擔任巴黎大學的教席，主掌社會學的制度核心。塔德卻是從犯罪和偏差行為的研究、從經濟學與心理學、從法院和法蘭西學院一路進逼到社會學。塔德的理念很簡單，群體內的關係就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別無其他。施為（行動）與被施為是不能區分的。這與涂爾幹所主張的，並後來成為主流社會學遵行的嚴格條件相悖。所以，對涂爾幹而言，塔德是不純粹的。
要知道涂爾幹之所以能成為古典社會學大家，與透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再嫡傳莫頓（Robert K. Merton），終形成今天主流社會學的一派有關。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涂爾幹賦予社會學清楚的「方法規則」，並且劃定了社會學的疆界，排除「非社會學」的領域。涂爾幹主張存在客觀的社會實體。舉例而言，是否曾經覺得有一個社會存在我之外，是我無能為力的呢？涂爾幹式的社會學就是把這種感受具體化，提出相對於個人而客觀存在的社會，其中可被量測定義的屬性特徵就是社會事實。藉由社會事實的分析，就可以分析並解釋各種社會現象。所以，當社會學家面對經濟現象時， 在涂爾幹傳統下，會自動排除掉「非社會學」的部份，因為其中沒有社會事實，並不屬於社會學的範疇。
對於前述涂爾幹的處理方式，塔德完全不認同。當他與涂爾幹辯論時，特別提到：
涂爾幹 先生認為科學進步促成社會工作分工的增長，並且各種社會科學也應該要分工（註：所以社會學也是分工出來的結果，有其專屬的領域）。但是社會分工有兩類，一是在統一之前，另一是在收斂之後。對前者而言，科學進步是傾向於統一；而對後者，進步則是一種持續擴大的分化。因此會有兩種運動，首先是個別的研究，不同的科學收斂到一個點上，接者是這些不同的科學的統合。
因此，有別於涂爾幹刻意建立社會學的獨立屬性與範疇，塔德主張的社會學是一門統合的學科，就是透過各種的研究來專注在某些特定的現象上，再將這些研究的成果匯集，成為一門學科。所以，如果問說為何這本談經濟學的書把讀者搞得好亂，好好經濟學不說，牽扯到心理學，又被劃分為社會學之作。這無非就是塔德的居心：並沒有自絕於其他學科之外的社會學啊！
然而也因為塔德對各種學科專業的開放，未能清楚界定社會學的方法準則，又缺乏嫡傳弟子承繼理念，僅管有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讚言，且在當時學界備受推崇，塔德在1904年過世之後，迅速被世界遺忘。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有哲學家Jean Milet寫書提醒大家塔德的歷史哲學理念，才讓這名字不致完全沈入歷史深淵。
當代法國社會學家布東（Raymond Boudon）也曾經為塔德生不逢時感到惋惜。他認為塔德的重要概念若得有貫時性資料分析，會得到非常好的驗證。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並沒有這方面的技術支援，以致於許多有趣的主張都流於想像，無法獲得經驗的支持。確實，時空轉換到二十世紀下半葉、二十一世紀，塔德的許多理念都可以因量測與分析工具的成熟獲得驗證。
德勒玆（Gille Deleuze）也曾受塔德相當程度的啟發。他的重要作品「千高原」（Mille Pleateaux），這標題感覺就是在回應塔德，是在向塔德致敬。而具體運用塔德理念的恐怕是美國學者羅傑斯（Everett M. Rogers），他在的「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開宗明義就指向塔德，將書中的擴散模型S曲線歸功於塔德的原創。但羅傑斯在概念的使用上，似乎並未完全符合塔德原初的設定，特別是在本體論方面。
這一切無論是提醒、惋惜或誤用，都沒能真正恢復塔德已經失去一個世紀的身份，就是作為原創的社會學家，他原本應該是在涂爾幹的位置上。
轉譯的轉譯
拉圖（Bruno Latour）可以翻轉塔德的命運，讓塔德復活嗎？要理解何以拉圖要導讀塔德，先要知道拉圖與塔德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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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書：《激情的經濟學》。圖片來源 |
翻開這本導讀書，人們讀到了塔德，更讀到拉圖，或可說是讀到拉圖的塔德。這是一種「穿越效應」，像學思的穿越劇一樣，用今天的語言與現象來幫古人發聲。但卻更像是一種學術理念的「根源依附」，透過某些相同的理念特徵來建立起群體的認同，使得理論在古典淵源中建立正當性。拉圖認同塔德的理念，挑戰具有社會實體的主流社會學預設，反對區分出結構與行動、結果與原因、社會與個人之類的作法，是與社會實體論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就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找到了馬內（Édouard Manet），拉圖找到了塔德，然後用福樓拜（Flaubert）自稱為
轉譯社會學的運用
然更走近一點來看，會發現其實拉圖是透過這本書在玩「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是拉圖，另一位是雷比內（Vincent-Antonin Lépinay），是拉圖的學生。拉圖被稱為是科技與社會研究傳統中所謂「巴黎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因為他先前任職於巴黎盧森堡公園旁的高等礦冶學院（Ecole des Mines）之「創新社會學中心」（CSI），該中心還有卡隆（Michel Callon）和阿克熙（Madeleine
Akrich）等人，是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或稱「轉譯社會學」、「關係社會學」（sociology of association）著稱。雖然拉圖後來轉任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依舊是以巴黎為基地。
雷比內則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2003年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於卡龍的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赴美，並在2011年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另個博士學位。他主要處理的議題是金融市場的創新現象，是採取經濟人類學取徑的研究。雷比內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曾經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現在則是在巴黎政治大學，任職於拉圖所主持的媒體實驗室。雷比內可以說是拉圖的弟子，因他的碩士論文是拉圖所指導，而同時也透過他在美國一段時間的研究，將巴黎學派的理念與北美主流的新經濟社會學聯結起來。
所以，透過拉圖和學生雷比內的合作，啟動了聯盟的關係。這本導讀實際上就是一項轉譯的工作，是拉圖運用轉譯社會學，召喚塔德來與拉圖的理念產生聯盟，也同時讓透過雷比內串連的北美新經濟社會學與巴黎學派聯盟。
古典社會學雖然關心經濟現象，卻甚少直接處理經濟行為。涂爾幹對經濟的討論真的不多，馬克斯和韋伯雖多有涉及，尤其馬克斯根本上就是以經濟為下層結構來看待社會，但這些都不足以將經濟或市場作為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是一直到博蘭尼（Karl
Polanyi）的著作「巨變」，才以「實質市場」的概念將社會學帶入到具體的經濟現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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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蘭尼：《巨變》。圖片來源 |
博蘭尼之後，社會學家大致從幾個不同的方向來處理包括市場在內的經濟現象，將經濟活動可以實現的社會條件還原回來。而這些不同的取徑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本體論的立場。第一種取徑是由懷特（Harrison White）開啟的，透過網絡關係來處理經濟活動中的個體與群體關係。這種取徑在懷特的學生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更細緻去定義了「鑲嵌」的概念之後，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主張。鑲嵌論在表面上排除了結構的強制力量，但仍然帶著結構色彩。
第二種取徑則是修正社會結構的內容與範疇，但更堅定主張結構的封閉效果，是一種偏向制度的觀點，而以布迪厄的「場域」概念為代表。場域是一種介於整體社會與個別行動之間的局部社會空間，其中有自主的行動邏輯，而為場域內的行動者所認識且遵行。因此，理解經濟現象必先認識場域「結構的建構」與「建構的結構」之間的關係。
第三種取徑則徹底排除結構的屬性，以超對稱或非對稱性的觀點來認識市場現象。這就是「巴黎學派」的主張， 在創新社會學中心有一群人投入在這領域，像卡隆和他的學生們，以股票、金融和包括音樂、技術等各類真實的市場為對象，進行展演性的研究。當然這種取徑並不侷限於巴黎學派，英國愛丁堡學派的Donald MacKenzie也長期貢獻於此。
拉圖和雷比內寫作這本導讀的策略，乃是以前述第三種取徑來反駁第二種，並回頭檢討第一種的侷限。長期以來，拉圖的轉譯社會學就視布迪厄的場域社會學立場為對頭。所以，透過拉攏塔德，可以更具體地用塔德來批判承繼孔德（August Comte）與涂爾幹傳統的布迪厄，兼而反對鑲嵌之類的概念。透過這種示範，批判的對象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和以計畫之名而為的「看的見的手」，甚至包括左派的勞動研究傳統。這是一項藉由討論經濟學，援用心際心理學，徹底挑戰社會學傳統的「反社會學」工程。
是「社會學」還是「群學」？
依據塔德的主張，我們熟悉的「社會學」這個翻譯自sociology之詞，當有再商榷之必要。對比於涂爾幹承繼孔德對社會學的定義，塔德偏愛古諾（Antoine
Augustin Cournot）的觀點。塔德稱在古諾是一位「經過淨化、濃縮、細煉後的孔德」。這句話其實是超過理性判斷，而帶著更多情感連帶的，即如塔德所稱，是一種信念與欲望的模仿所致。塔德自稱「我曾經渡過一段沈悶的青春歲月，當時因眼疾而難能閱讀一本書，而正是古諾的著作使我不至於陷入思想的貧困。」無怪乎塔德後來會這樣說：
我們每一個進入到群體生活中的人，都受到若干重要人物的影響，這些來自於個別的範例與其他許多相同類型的影響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種集體的產物，而作用於我們自身，是我們自身形成這些像是外在於個人的命令之類的，但這就僅只是好像具有外在性的假象。
這段文字可以用這本書裡的一句話來概括：「這個社會整體是待造的。」在個體之外並不存在所謂的「社會」（society）。當塔德提出「社會律」（Lois sociales），並不是指稱有著像自然律一樣客觀存在於自然實體中的規律，而是基於個體互動累積而產生的群體邏輯，他說：「除了個人的行動與互動，其他稱為實體的都是形上學的、神秘主義的。」在這樣的理解下，social應該不能說是「社會的」，而更接近「群的」的概念。
拉圖2005年的著作Reassembling the social，用的是social而非society，就是重組出「群」而不是「社會」（所以譯為「重組社會」有點不妥）。因此，說塔德主張「社會律」恐怕會造成誤解，不如說是「群的法則」。而且，sociology這個詞，是指跟socio-有關的學問，若依照塔德的理念來翻譯，稱「群學」應當比起「社會學」更為恰當。（很高興「群學」出版社選擇為我們推出這本書的翻譯。將本書翻譯為中文的群學出版社是否也捲入到拉圖的網絡之中了呢？是否進一步讓轉譯社會學的聯盟擴大到另一個語言世界，造成轉譯的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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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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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心理學」是塔德在59歲完成的著作，隔一年他與涂爾幹有一場面對面的世紀辯論，再隔一年他就辭世了。塔德這本最終的作品是關注於社會學的成熟之作，但他乾脆連標題都不用「社會學」了。讀者如果對傳統學科的疆界限制覺得乏味，對知識的正統框架感到失望，對學院控制的語言系統只能無言，卻又想要去更多了解二十一世紀的各種新興現象，那麼被拉圖拉進企圖對抗社會學的塔德，也許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出路。跳脫拉圖的轉譯，塔德不僅談生命政治，他也談大數據（像是「把混沌梳理成世界」）、後人類（例如：「書不過是大腦的延伸或附件，機器不過是額外的肢體」）等二十一世紀新興議題，這些都有待大家在塔德復活的文章中去發掘。但請記得，他只是個十九世紀末的人物。套句拉圖的話來說，我們或許未曾「後現代」過……
作者介紹：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本文經由群學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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