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我寫、我出版：非虛構創作視野下的科技與創新政策（下）

作者：Lee Gutkind, David Guston and Gwen Ottinger

譯者：陳禹安、張良、楊文喬（依翻譯之段落排列）

校訂：張邦彥

翻譯文章：

        Gutkind, Lee, David Guston and Gwen Ottinger (2012). To Think, To Write, To Publish: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Creative Nonfiction. 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 (Spring):94-105.

正文：

……（續上篇）……


　　我寫：兩個活生生的人在令人懊惱的合作中，共同完成一件無法獨自完成的任務。

                       在簡報提案競賽結束的六個月後，「我思」計畫中關於科技議題的第二部分寄達同為組織成員和《科學與技術議題》期刊編輯的Finneran的收件匣。這封信息對於Gutkind來說仍然不盡人意，他通過電話向作家Gwen Ottinger和Rachel Zurer解釋說：「我們期待的是…更多敘事性的東西。」Gutkind進一步從他們合寫出來的作品中指出幾個段落，其中的內容使得Ottinger的研究淪為枯燥無味的講解。

Rachel Zurer，Backpacker雜誌副主編與Vegansaurus.com的部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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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rer要傷透腦筋的Ottinger重新組織文章，她修改了其中特別抽象的部分。Ottinger是一位柏克萊訓練出來的人類學家，並具有工程學的大學學位，她十分擅長根據所學的領域提出相關問題。她已經花了近十年的時間，致力於測量煉油廠和其他石油化工設施附近的社區中空氣有毒化學物質濃度。她希望她們的文章點出：只有同時結合社區健康研究，原先增加並廣佈的空氣監測才能發揮效用。她們的論證依賴於一種對環境空氣中毒素的現行監管標準和抽樣基準的批判，這些標準和基準是測量空氣品質的準繩。簡言之，這些準繩會隨著設定標準的人是誰而變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幾乎必然）是部分來自研究，部分來自外推，而部分來自專家判斷。

　　她們提交的手稿已經如前述盡可能地表達了。Zurer是一名剛獲得學位的藝術創作碩士，十分致力於她的非虛構創作，並細膩而堅決地想要去了解她所撰寫的主題。現在，她想讓她們設法找出表現這份手稿的方式。她建議在她們的敘事中插入標準布置作為場景。但如果場景是一位監管者坐在桌前，篩選一大堆科學研究，決定要採用哪些安全因子以及如何統合各種結論，這樣的場景一點也沒有畫面性。此外，Ottinger也抱怨，如果讓監管者當主角，他們只能表現出一套標準的製定過程，而不是更大的脈絡。但正是那些脈絡才能凸顯不確定性、差距及疏忽，並且限制了這些標準的用途，這些標準原先是要提供居民和決策者去理解工業設施的排放是否影響社區健康。

          「那麼是誰看到更大的脈絡呢？又是誰來做出論證？」Zurer提出疑問。也許她希望一些有領袖魅力的社區運動者得以成為他們文章的基石。

        「沒人！」 Ottinger脫口而出。然後她嘆了口氣，「我是指...是我在這麼做。」

　　Ottinger繼續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在《科學與技術議題》等政策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對她來說那麼重要。一般來說學者，特別是那些在職業生涯早期的學者，多把自己侷限在那些每篇文章都必由二到四位相關主題專家審查後才發表的學術期刊。同儕審查過程擔保了研究的品質，而且儘管這些期刊的讀者數量很少，但他們藉由出版建立起學術聲譽，並讓他們在大學裡升遷。事實上，為《科學與技術議題》期刊撰寫敘事性作品難以對Ottinger爭取終身教職產生幫助，不過她覺得自己有必要向幾百位關係最密切的同僚外的大眾發聲，說出他們需要知道的。

Ottinger和 Zurer文章發表的該卷《科學與技術議題》 
（第27卷第3期，2011年春季號）書封。圖片來源

　　她研究的許多社區和運動者團體倡議在石油化工設施圍欄上進行環境空氣監測，這在某些案例中很成功。但是，若沒有更好的工具來解釋這些數據，增加監控數據只是徒勞無功。況且，建立這些工具不僅需要社區團體承認這是個問題，也必須得到可以為此計畫提供資源的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承認。

 　　 不令人意外的是，Ottinger透過她的研究發現其他人沒有認識到的問題，而她主張的政策立場也並未被那些她研究的活動參與者所倡議。事實上，這就是學術本質的一部份。學術研究者有一個獨特的視角：他們從巨觀的視野，審視大型結構與特定情況，並可能花費數年時間來梳理事件的多重層次，看它們如何相互構合。因此立基於學術工作的政策建議相形之下是深遠的、長期的且相對新穎的。

　　   但創造一個敘事不僅只在於表達，Zurer和Ottinger真正的挑戰是實際推動並傳達一個對煉油廠周界社區空氣監測的學者觀點。好的故事需要角色，他們會有衝突，並且有解決之道。學者―傳播者的組合面對的是一個正在發生，但至今尚未有人與之奮戰的問題――或許除了Ottinger自己正與之奮戰，但她也僅透過學術寫作和偶爾提供運動者團體建議。

       「所以我們應該這麼做，我們應該來談妳的故事。」Zurer聽完Ottinger解釋她如何得出希望藉由她們的文章傳達的結論後說道。

　　Zurer的建議是個基進的建議：政策學者書寫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而不是關於他們自己的學習過程。記者也不會讓自己成為自己故事中的角色。然而，在他們嘗試設想了所有情境後，Ottinger壓抑著她的不安，並以這句話作為文章的開頭：「我剛搬進我的新辦公室時可說超級狼狽。當時我赤足，墊著腳尖站在我的桌子上，往書架擺放我的書；同一時間，我在華盛頓大學的一位同事Bothell進來向我做自我介紹。」

　　    故事終於浮現出來。在前兩段中，未具名的同事提供了敘事所需的衝突，他提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煉油廠的排放是否真的使得周界地區的社區居民生病。Ottinger盡力回答這個「問題」，帶領讀者從加州奧克蘭的實習過程和路易斯安那州諾科的田野調查，到Zurer與加州貝尼西亞的運動者Marilyn Bardet會面，再回到Ottinger的辦公室。最後，透過想像來自貝尼西亞這樣的社區中廣泛的新空氣監測計劃所能提供的解答，她腦中構想出一個更廣泛的環境健康監測規劃，讓更好的環境空氣標準以此為基礎──

  

Marilyn Bardet，非營利組織貝尼西亞社區花園（Benicia Community Gardens）董事長。圖片來源

        我在教職員假日派對閒晃時，發想了一個新的白日夢：國家環境衛生科學研究院將徵求建立空氣監測與環境衛生監測相關性的研究計畫；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將環境空氣毒素標準設定為新的優先事項，要求周界社區的數據成為這一過程的基石；而Marilyn Bardet將抓住新的機會，讓她的社區參與這個問題創造更好的解答。

        把政策建議與Ottinger對問題答案的探索互相交織在一起，得到了Finneran和Gutkind的認可；Ottinger和Zurer的文章繼而成為《科學與技術議題》期刊中以敘事形式向讀者介紹科學政策系列的一部分。

　　我出版：我們之中至少有部分的學者與寫作者，克服了思與寫的試驗與苦難，成功抵達他們的最終目標。

      在簡報提案競賽之前，出版代理人Scott Hoffman跟編輯Laura Helmuth、Leslie Meredith、Kevin Finneran提供建議給新打造的敘事-科創政策團隊。但有時他們似乎也沒能完全掌握狀況。他們的經驗主要是──編輯那些以科學為研究主題，而非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材料；編輯那些科學家是敘事者或核心角色，而非本身就需要被解釋的問題角色的材料；編輯那些能夠販售新奇科學而讓書籍暢銷的材料；編輯那些利用簡截書名（one word titles）和諾貝爾獎得主來吸引人們關注他們的未來觀的材料。雖然在如今嚴酷的出版環境中，這是必要之惡，但還有其他重要的考量。

　　Guston問：「商業性的非虛構文學，到底能多大程度容許那些不是推銷和諂媚科技，而是圍繞著科技的含糊、矛盾與批判的作品？」

　　眾人哄堂大笑後的回應是：「那可是個艱困的市場啊！」。

        史密森尼雜誌的Helmuth誤解了「批判」這個概念，他回應道：「花一本書的篇幅來處理科學家的不當行為，看起來不太可行，雖然有人曾經這麼做過」。

        但批判並不總是意味著搜出科學的陰暗面，如同William Broad 和Nicholas Wade兩位記者在《真理的背叛者》（Betrayers of the Truth）中採取的那種方法，這本關於科學騙局與不當行為的書，源自他們在紐約時報頭版的報導。相較之下，科創政策學者以建設性的、學術性的、批判性參與的方式來處理科學，就像電影評論家處理電影的方式。一位科創界的Roger Ebert （譯註二）不只要瞭解科學執行者的角色，也要瞭解組織一切的研究負責人、籌措資金的生產者、以及被科學所感動的觀眾們的角色。不論目的是營利、熱情、政治或純粹創造力，他都應該瞭解。他將在諂媚的旁邊替含糊與矛盾留下空間。

Betrayers of the Truth 英文版書封。圖片來源

        雖然出版代理人Hoffman對批判的理解較為懇切，但他仍主張讀者「想知道的是什麼可能，而非什麼不可能。所以你賣的東西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幻想或是可能性」。但如果寫作適當，科創政策學者的非虛構創作可以延伸而不是限制可能性。正如在藝術課中，批判與欣賞並進。科創政策學者承認科學是值得讚美的文化成就，他們也承認有效、合理的科創政策的成功是格外卓越的。對科學與創新進行檢視與說明的渴望，並未減少那樣的欣賞；它反而是根植與此。學者與寫作者合作說故事，既能帶來批判的觀點，又能藉由增添色彩、豐富度與質地於核心分析論點之上，讓學者的思索更添閃耀。觀點與豐富度的結合，使讀者不會輕易陷入科學或科學政策的世界中，而是欣賞它們作為公民生活的一部份，而非一種未受汙染、隔離與疏遠的東西。

        編輯Meredith指出，矛盾、甚至爭議對編輯與寫作者一樣都是挑戰，但同時也是潛在的生產力量。Meredith經歷過一次慘痛的教訓，她編輯了一本「好故事」，但普遍的評論卻認為這本書的科學觀點太過片面。她表示，如今她會詢問她的 「專家作者：『有誰對你書中的這些論點有異議？』當作者必須為自己辯護時，就帶來了敘事的張力。」然而，Meredith仍然將異議視為科學群體之中的爭議，而不是科學家與非科學家之間關於科學事業的目的和意義、以及科學實作如何反映那些目標的對話。Meredith如同Michael Specter，還未讓科創政策學者――他們跟科學家一樣符合資格、勤勉、受公眾敬重且聰明――成為行動者，去參與和科學家之間的批判對話，並促進公眾也展開這樣的對話。

        思與寫背後的學術性，顯示出傳遞科學與創新政策時將面對的深刻挑戰。縱然參與者發現了這個事實，真要付諸實踐則又更困難。學者與傳播者之間互相衝突的專業需求與互不相容的議程，讓許多合作案胎死腹中。一些失敗的模式可以歸咎於組織者。例如，因為對學者團體有其他的要求，讓他們無法和寫作者一起學習非虛構創作，他們只能從他們的搭檔那裡學習這項新技能，但他們的搭檔有好些人才剛完成藝術創作碩士學位，尚在學習如何自己駕馭這項技能。更進一步說，專業訓練的結構讓「年輕」學者幾乎比他們搭檔的「年輕」傳播者年長十歲。Gutkind和Guston安排了寫作者與學者彼此團聚，讓這些組合努力地去發覺他們配對的意義。

        透過這些完成的作品，Finneran發現這樣的文體使他期刊中處理的科創政策議題更加親近與吸引人。如他替《科學與技術議題》系列文章寫的引文〈新呼聲，新取徑〉所述：「雖然難以置信，但有些人寧可閱讀引人注目的故事，而非經過細密組織的嚴格學術論據文章」。即便已出版的論文，都還遺留了一些思與寫合作困難的煎熬，如Finneran所說，「分析的敏銳絲毫不亞於故事所帶來的」。這也顯示，終極而言，非虛構創作是一種有力的文體，幫助我們表達科創政策。

        對Ottinger跟Zurer而言，〈淹沒在數據中〉的敘事幫助我們看到科學中的未知─―煉油廠的排放物是否真的導致人們生病這個「問題」─―和已知一樣重要。為了揭露這個數據正反並存的問題，他們必需同時打破學術寫作與非虛構創作的慣例，讓作者成為故事的主角。

Schmid和Carper文章發表的該卷《科學與技術議題》

（第27卷第4期，2011年夏季號）書封。圖片來源

        對Schmid跟Carper而言，〈小反應爐做到了？〉顯示出，如果沒有讓人與物同時作為行動者，沒有讓他們之間的關係成為核心動力的一部份，便無法講述科學與創新的完整故事。這些動力通常被當成是種隱喻，而科創政策─―就像好的創作─―則受到主導性的隱喻所支配：Schmid的俄羅斯報導人把平常被視為相同、大型的核子反應爐比喻為「孩童；每一個都不一樣」。有鑒於此，Schmid和Carper提出相當合理的問題：真的能將小型模組化核子反應爐視為一個個「電池」嗎？又或者，人類是否應該持續去關注個別機器的複雜性與獨特性？

        對Sarah Whelchel 跟Elizabeth Popp Berman而言，〈為多年生植物付出〉暴露出人類的生活與未來，如何束縛於貨幣、政策、自然、知識與技術的複雜系統之中。多年生穀物作物對環境有極好的影響，它們減少全年種植與定期耕作對土地的壓力，並藉由較大的根系，增加種植所能保留的碳存量。Whelchel和Popp Berman將三個人的敘事編織在一起――堪薩斯州的農業社會運動參與者、華盛頓州的小麥培育者、康乃爾的植物遺傳學者―─去說明至少有一部份農業社群的人正嘗試執行多年生植物的長期、高回報研究，即便他們遭遇到聯邦研究預算刪減、充滿敵意的企業方針、以及懷疑甚至自滿的科學團體所反對。然而，就算他們的故事多采多姿、感動人心，倘若政策制定者不願給予多年生植物研究優先權，終究還是淪為無關緊要。

Whelchel和Popp Berman文章發表的該卷《科學與技術議題》

 （第28卷第1期，2011年秋季號）書封。圖片來源

        對Meera Lee Sethi和Adam Briggle而言，〈讓故事被看見：生物倫理委員會的任務〉展現出Michael Specter作品未處理到的合成生物學的另一面：它顯示了科學家如何在故事中工作，而且是潛在充滿爭議的故事。它詳述一個活生生角色的個人敘事―─從漫畫書與愛好科學設備的兒童到引人注目的科創政策分析者跟主要的設備生產商─―Sethi和Briggle強調我們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講述合成生物學的故事，從而我們可能也可以有多樣的政策來治理它。她們也使用一個隱喻――蓋格計數器是如同一個孩童般被主角建造出來的――來提醒我們，科學與故事同樣都藉由有力但難以捉摸的元素來建造，都需要技術與耐心來呈現與控制。

Sethi和Briggle文章發表的該卷《科學與技術議題》

（第27卷第2期，2011年冬季號）書封。圖片來源

        為了回應Guston在簡報提案競賽開始前的問題，Finneran同意編輯同事的看法：出版科創方面的非虛構創作是「一個挑戰，一個格外困難的挑戰」，特別是「不要被視為是『反科學』」。但他希望參與這個計畫的人們可以「開始沿著這條路走下去」。Finneran表明，我們都想要看到「一個更曖昧、更富於深思熟慮的批判與科學理解，所以它不會離一般人太遙遠…你說得沒錯，我們將會出版它」。寫作者―學者團隊思考與寫作，Finneran則信守承諾，負責出版。

       

        將近兩年後的現在，這個獨特的實驗性計畫成果前景看好。《科學與技術議題》出版了四位合作者的文章，還有兩位以上合作者的文章仍在考慮是否要出版。其中一位傳播者開辦了一個線上非虛構創作社會行動刊物。另一位「下一代」參與者成為醫療科學取向書系的出版者。三位合作者獲得演講或寫作合同作為其努力的直接成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近來資助了一個後續計畫，它的規畫更為全面。Finneran設想的科學的含糊、細緻入微以及敘事批判的立場，正準備好成為一股在科學與科學政策的公眾論述中的力量。

（譯註二）Roger Ebert是美國影評人，普立茲獎得主。

譯者介紹：

        陳禹安。最近的工作是推坑優秀的同學們為STS多重奏盡一份心力。

                張良。目前正在陽明大學科社所眺望人文與科技的地平線，希望有一天能為花蓮指引日出的方向。

        楊文喬。貓奴，中壢選民。在台灣史與STS中載浮載沉。效力於政大歷史系足，司職中場。

   張邦彥。一個盼望一天有48小時和等待一個悠閒長假的醫師兼研究生。